王子固(公元1666年前后生人，生卒年月不详)，又名行冲，字文之，号勉齐，明末清初直隶省大名府长垣县(今河南省长垣县)人，著有《眼科百问》。

明末清初，由于战乱，刊刻于崇祯十七(公元1644年)年(又为李闯王的永昌元年、清世祖的顺治元年、张献忠的大顺元年)的眼科巨著《眼科大全》(又名《审视瑶涵》)尚未广泛传播，至少生活在冀鲁豫交汇地区的王子固还没有见过《眼科大全》。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眼科专著，如果不计《眼科大全》，则只有宋元时期成书的《秘传眼科龙木论》、元代的《原机启微》《银海精微》等。换言之，清朝顺治年间之眼科专著十分贫乏。葆光道人《眼科龙木集》，当今所见均附于《秘传眼科龙木论》之后，而清初王子固所见则是一种单行本。王子固认为，葆光道人的《眼科龙木集》，虽被世人“艳称之”，但其对“眼的内外补泻，犹属梦者”，其七十二问多有错谬之处，所以王氏根据《眼科龙木集》补充修正而成《眼科百问》，对眼科理论的发展、临床辨治水平的提高，均有较大的学术与临床价值。

　　一、医学及眼科理论精深

　　《眼科百问》全书以问答的形式，深入浅出地对五轮八廓、七表八里、十二经络、七情六欲、五行五味、形色吉凶及各种眼病的发病机制、治法方药进行了条分缕析，强调治疗眼病应因人、因时、因地制宜，突出了辨证论治的整体统一思想。这些特点，在其他眼科专著里是比较少见的。如书中论目昏，提出早晨昏、日中昏、日夕昏、晚上昏之病机、治法、方药应当不同；对目痛，也应区分夜半目痛、天未明目痛、目痛昼轻夜)重、目痛夜轻昼重，而施以不同治法，此为因时制宜的典型。

　　长垣县地处黄河故道，历史上常遭河水泛滥之肆虐。王氏论述眼病，云“辰巳年水未入城(指泛滥的河水没有进入长垣县城)，病雀目正有水之处；至甲午岁，城中有水，城中之人亦病雀目”，此为辨治眼病重视天时运气、地理环境的典型。

　　《眼科百问》又指出，地理环境均相同，“人皆在水中，则人皆当病目矣。而一家中只有一二人病目者，是人之苦乐不同，六欲七情有别”，此为因人制宜理论的具体应用。

　　总之，王氏在《眼科百问》中，熟练的将医学理论运用于眼科临床，扭转了不少眼科医著中空谈理论之后，论治眼病时则又把理论束之高阁的现象。《眼科百问》是一种比较少见的理论联系临床的优秀读物。其辨证论治的方法，在其他眼科专著中，甚为鲜见。

　　二、运气学说具体地运用于眼病诊疗

　　《眼科百问》讨论了运气导致眼病的机理：“以甲己土运言之，甲为土运太过，真水受亏，真阴不升，火热不降，而瞳仁损无；己为土运不及，风木来克不足之土，则脾不能统血，而目昏花矣”“以子午火气言之，子为火之对化，司令之虚，火主离明，普虚则不能远及矣。午为火之正化，司令之实，实之心火太炎，而赤痛之病生矣。余以类通可也。”

　　《眼科百问》还以运气理论为基础，列举了逐月患目病者的治疗方法。现举正月、七月为例，第四十问云：“人常有每年至某月必病目，治之不愈，月余而自止者，何也?答曰：此正六气之所为也。正月寅，七月申，寅申少阳相火之所治也。申为手少阳三焦，正化之火也；寅为足少阳胆，对化之火也。正化者，司令之实，为本；对化者，司令之虚，为标。如每年七月之患病目者，多是相火之实，当以六味地黄丸益水之源以制阳光；每年正月患病目者，是足少阳胆经络之热也，少阳为半表半里，从乎中，小柴胡汤主之。”运气导致疾病，当然有其固有的规律，但也不能生搬硬套。现代应当如何理解和运用上文呢?现归纳正月目病为例：正月为寅，寅为少阳相火，为对化之火，常引起足少阳胆经经络之热。对化之火司令之虚，少阳为半表半里，当以小柴胡汤治之。如此内容，其实就是把因时制宜的医学原则更加具体、更加细化而已。可以灵活地理解为：①若为外感性眼病，且伴有足少阳胆经郁热证状者，应当用小柴胡汤治之；②正月发病的外感性眼病，若无胆经以外其他脏腑的典型证候，可考虑使用小柴胡汤治疗；③对外感性眼病，无论其何时发病，凡经久未愈迁延至正月，且不具备其他脏腑证候者，可以考虑使用小柴胡汤治疗。其他十二个月的辨治方法可以类推。

　　凡从运气的角度研究疾病的诊疗，均应灵活而不得死板。他在提出如上逐月辨治眼病观点之后，也怕引起人们机械地理解，所以又提出按每年的主气辨治眼病。其曰：“又每年一岁主气，自大寒、立春、雨水、惊蛰，此两月主气为厥阴风木，三月四月为少阴君火，五月六月为少阳相火，七月八月为太阴湿土，九月十月为阳明燥金，十一月腊月为太阳寒水。其有病目两月而愈者，当参此治之。或前论不准者，再质之于此。”

　　大自然对人体和疾病的影响，王子固特别予以重视。在《眼科百问》第四十一问里，王子固还提出了运气以十年或十二年为周期对人体和眼病的影响，并提出具体的诊疗措施。十年的周期，王氏主张责之于脏腑，认为是五脏六腑之一偏胜或偏衰，当与此脏腑相关的年份来临时，往往引发眼病。具体规律即为“甲胆乙肝丙小肠，丁心戊胃己脾乡，庚金大肠辛金肺，壬水膀胱癸肾脏，三焦亦向妊宫寄，胞络同归入癸方”。王氏主张受十年周期影响的眼病，要将年干与相关的脏腑证候结合起来辨治。如：“甲属胆，假令六甲年病目，即知是恐惧伤胆，心中常怀惊惧，或梦中惊恐，或口苦咽干，即当用菊花汤内加茯神一钱、远志三分、枣仁五分、半夏三分以安胆；乙属肝，假令六乙年病目者，必因大怒伤肝，其人必好骂置号呼，左胁胀闷，两胁痛，得拳打之稍可，用菊花汤多加疏肝治左之药，或入生灵(脂)、生蒲(黄)，入醋服之，即愈。”其余年份类推。

　　十二年的周期，王氏主张求之经络。根据运气学说中每年司天之客气，子与午年为少阴君火，丑与未年为太阴湿土，寅与申年为少阳相火，卯与西年为阳明燥金，辰与戌年为太阳寒水，已与亥年为厥阴风木。王氏主张，受十二年周期影响的眼病，须将该年司天之客气，联系与之相关的经络，如子午为少阴君火，子则为足少阴肾经，午则为手少阴心经，结合相关脏腑经络的证候，对疾病进行辨治：“足少阴肾行腹中任脉之两旁，如子年病目，而腹中皮肉作痛不敢当手，是足少阴肾经病也，菊花汤内加独活、肉桂；手少阴心起手小指内侧，经神门行肘内，循臂内、腋下至胸，如午年病目而此处作痛者，手少阴心经病也，当加独活、细辛。”其余年份类推。

　　王氏一再强调运用运气学说不可过于偏执，指出以上运气内容，虽条分缕析，至为精当，而亦有不然者，但经络病重则治经络，脏腑病重多则治脏腑。又有运气之当察，脉息之当审，外症之当详问，小儿谨慎，委曲寻求，不可恃己聪明，一以简略应之，则为上工矣。

　　三、重视脉诊，四诊合参

　　望、闻、问、切四诊，历来是医者搜集临床资料的重要方法。搜集临床资料要求客观、准确、系统、全面、突出重点，这就要求医者必须“四诊并重”“四诊合参”。张仲景在《伤寒论》原序中曾经批评不能全面运用诊法的医生是“所谓窥管而已”。但在眼科，由于望诊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，《审视瑶涵》曾提出“目不专重诊脉说”，批评过分重视诊脉、忽略望诊的倾向。但此说一出，却给持“眼科诊脉无用论”者提供了口实。王子固在《眼科百问》里，对望、闻、问、切四诊无一忽视，其中脉诊更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。如第七问中，突出记述了眼病脉诊的重要作用：“病目而脉浮者，风也，当散其风；病目而脉花者为血，当安其血；病目而脉滑者为痰，当豁其痰；病目而脉实者，当消其积；病目而脉弦者，当节其劳；病目而脉紧者，当通其痛；病目而脉洪者，当退其热；病目而脉微者为寒，当温其寒；而脉沉者，当理其气；而脉缓者，当渗其湿；而脉涩者，当补其血；而脉迟者，当除其冷；而脉伏者，当通其滞；而脉濡者，当滋其阴；而脉弱者，当益其阳。此万古不易之论也。”此段内容并非空头理论，而是被作者反复地运用于眼病论治的过程中。如第四十九问论述“头晕而眼见赤乱星”的治疗时说：“此肾水之虚，挟风与痰也……更当诊其脉，如洪大而浮为风，宜去风；如滑实而坚为痰，宜去痰；如不头晕，脉必数，亦无红星，止是黑星如蚊虻乱飞，止是肾虚也，当用滋阴地黄丸。”《眼科百问》中像这样重视脉诊而辨治眼病的内容比比皆是，我们应对该书脉诊的内容进行深入地学习研究。

　　四、辨证用药，不落窠白

　　《眼科百问》之辨证用药，如夏通引在序文中所云；“五轮八廓之中，内外虚实之际，天时人事之间，变化药方之法无不剖析明透。”其辨证之法，遍涉五轮八廓、五脏六腑、六淫七情、表里阴阳、经络气血、天文运气等各个领域。在眼科辨证方法的运用方面，《眼科百问》与历史上的多种眼科专著相比，均较丰富并全面。

　　王子固在《眼科百问》里，修正了《眼科龙木集》对多种眼病的辨证用药错谬。王子固认为，葆光道人《眼科龙木集》对眼病的内外补泻，犹属梦者，故予补而正之。如《眼科百问·第十二问》云：“《龙木集》中二问：‘目赤而不痛为肝之实，三问目赤为肝之虚者何也?”答曰：‘肝之虚实，当于肺定之，《龙木》之论非也。《灵枢》云：‘从前来者为实邪，从后来者为虚邪。’假如目病而得肾之脉，沉而滑，眼圈常带黑气，为虚。谓水能生木，水从木后来也，治宜益水；假如目病而得心之脉，洪大而数，两目红赤如火，为实。谓火为木所生，火从木前来也，治宜清心益水。”这样，对目赤的辨证，心、肝、肾、肺均顾及了，不似《眼科龙木集》之唯治肝也。《眼科百问》辨治眼病的处方，不似其他眼科专著大部分引自古代医籍。其绝大部分为作者自拟，且组方法则独具一格，不落窠白。《眼科百问》的处方构成，一般均为三组：

　　一组是王氏称谓的明目药：即菊花、草决明、木贼等。不少处方尚有苍术，亦可常见白蒺藜。

　　二是针对各种眼病的病机，依据辨证所用之药：如第二十二问认为视物不明之病机为“血之虚也”。治疗之方即以补血方“四物汤”(当归、川芎、白芍、熟地)为核心药物；第三十八问认为目痛夜轻昼重者，为“气分之病也”。其中诊脉左大右小者，是气之虚也，治疗当用“气虚主方四君子汤”，其组成即以“四君子汤”(人参、白术、茯苓、甘草)为核心药物。

　　三是肝经用药和肺经用药：肝经用药即柴胡、川芎、薄荷、青皮，选用此组药品者，《眼科百问·第一问》解释说：“肝开窍于目，故目病为肝之病也”;肺经用药为黄芩、栀子、桔梗、枳壳、陈皮、大黄，选用此组药品者，《眼科百问·第一问》解释说：“人之首以象天，于卦为乾金，故首之病先清肺金，黄芩、栀子、桔梗清肺火也，枳壳、陈皮顺肺气也。肺气实者，大黄可酌用(《眼科百问》对大黄之用量甚微，往往仅有0.3克，令医者不必惧其泻下)。

　　王氏特别重视“左肝右肺”的理论，所以上述治肝及治肺的两组药物，又被广泛地运用在患眼为左眼或右眼的辨别上。不论何病，其组方多具这两组药物，且在用量上注明“柴胡、川芎、薄荷、青皮，在左目倍用”;“黄芩、栀子、桔梗、枳壳、陈皮，在右目倍用，大黄一分。”如此组方遣药，在古代眼科医籍中是绝无仅有的。

根据《眼科百问》序文分析，本书写成于顺治甲午(公元1654年)，第二年作者之眷弟夏通引曾为该书作序，至顺治丁酉(公元1657年)五月，又有王氏之舅父、赐进士崔胤弘为该书写序，说明顺治朝当有《眼科百问》刻本问世，但这时的版本至今无人发现，可能是由于年移代革而原版已佚，或是书虽成册而当时并未出版。

　　目前国内流传的版本有善成堂、宝兴堂、书业德、好友堂、有益堂等木刻本，及江东书局、大成书局、绵章书局、广益书局等石印本。木刻本均是根据天雄贵乡(今河北省大名市)苑家湾村苗其祥庆长氏光绪十年(公元1884年)五月之手抄本刊刻，其中善成堂、宝兴堂、书业德、好友堂均注明为“光绪甲申新镌”，孰先孰后不得而知。只有有益堂刻本标明为“光绪乙巳(公元1905年)新镌”，较其他木刻本晚了21年。光绪甲申即光绪十年，说明“光绪甲申新镌本”与其蓝本(苗其祥庆长氏的手抄本)同出于一年。至于诸石印本，均出于民国以后，据内容分析，其所据的蓝本，当为上述诸木刻本。所以，《眼科百问》的现存版本，内容均大同小异，不过对个别字词互有刊正而已。

　　本书作者王子固自序中提及《眼科百问》成书于顺治甲午(公元1654年)，而崔胤弘氏的序文写于三年后的顺治丁西，说明作者于清初的1657年已准备出版本书。但现存版本的内容中，夹有多处作者在康熙年间的医疗与社会活动记录，故可认为，如果本书于顺治年间确已刻版的话，其版本已湮灭。苗其祥庆长氏于二百余年后手抄时，蓝本当是康熙年间的修订版。现存诸本的内容中，屡有康熙年间作者诊疗疾病的医案和心得体会，书末甚至有原手抄本抄录者“庆长氏”加入的个别内容。这些内容一方面突出了本书理论联系实际的特色，另一方面又说明了现在流传的版本，与顺治年间的初稿是有明显差异的(摘自：卢丙辰《(眼科百问》校注》前言)。

河南古代医家经验辑/许二平，许国防，马鸿翔主编.一太原: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，2016.7(2021.8重印)ISBN978-7-5377-5316-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