吕田(生卒年月不详)，字心齐(心斋)，一字研平，号春圃，河南新安县人，道光元年(公元1821年)恩贡生。善治时病，著有《瘟疫条辨摘要》《天花精言绪余》《澹轩诗文集》。

一、瘟病伤寒，实出两门

　　“瘟疫与伤寒，实出两门”，这是吕氏最基本的思想。长期以来，人们把瘟病与伤寒混为一谈，认为二者均起因于四时六气，拿治疗伤寒的办法来治疗瘟疫病，所以每遇疫疠流行，就出现“不死于病，反死于医”的惨象。明清时期，医家创立温病学说，立下了汗马之功，从而结束了千余年的悲剧。吕氏深研先贤奥义，悉心体察临床，阐发伤寒(狭义)、温病之异同。

　　论病因，他认为两者皆属“时病”，但“伤寒得天地之常气(指当令之正气)”，故多见于“冬寒之月”，而“温病得天地之杂气(指非时之气)”，所以，“四时皆有”，而于“春夏凶荒之际为尤甚”论病机，他指出“风寒之邪由肌肤入，初起多见太阳经症，渐次循经而传……”而温病“邪从口鼻入，中于三焦”“由内达外，邪气充斥、奔迫，不循经传”。其中“邪气充斥、奔迫”六字为温病传神，最需领悟。又指出“若一乡一家同病则瘟疫是也。所谓疫者，役也，犹今之门头差也”。即认识到“瘟疫”是传染性疾病。

　　至于瘟疫流行的原因，吕氏在《杂气论》一篇中引杨氏之说，谓“毒气之来也，无端烟瘴之出也，无时湿热熏蒸之恶秽无穷无数，兼以饿浮在野，岗骼之掩埋不厚，甚有死尸连床，魄汗之淋漓自充，遂使一切不正之气，升降流行于上下之间，凡在气交中无可逃遁，虽童男室女无以漏之体，富贵丰亨以幽间之思且不能不共享残染，而辛苦之人可知矣!”又指出“大兵之后，必有大荒，大荒之后，必有大疫。疫疠旱涝之灾，禽兽草木往往不免，而况人乎?”由此得出结论说：“观此，概知瘟病根源，绝非冬来之长气矣”。这一大段议论，是无数次疫病流行原因之真实记述，吕氏之苦心在于使人们彻底划清瘟疫与伤寒的界限。

　　论脉诊，吕氏专设《瘟疫与伤寒不同诊脉义》，法陶氏“浮、中、沉”三法，认为“凡瘟病脉，不浮不沉，中按洪长滑数，右手反盛于左手”，其机理为“怫热郁滞，脉结于中故也”。如果是“左手脉盛，或浮而紧，自是感冒风寒之病，非瘟病也”。“凡浮脉，中部浮大有力，浮长有力为伤寒，凡温病内外有热，其脉沉浮，不洪不数，但指下沉涩而小急，断不可误为伤寒”。所以，“伤寒多从脉”“瘟病多从症”。总之，凡瘟病脉中诊洪长滑数者轻，重则脉沉，甚则闭绝，此辨瘟病与伤寒脉浮脉沉异治之要诀也。”

　　论症治，吕氏又撰专篇以辨瘟病与伤寒六经证治不同。推崇柯韵伯先提出此论点，指出“凡伤寒……寒则伤荣…麻黄汤主之，开发腠理以散寒，得汗而愈。风则伤卫……桂枝汤主之……风寒并受，荣卫俱伤……大青龙汤主之。此三方者冬月天寒腠密，非辛温不能发散，故易用之”。同时又指出“春夏之温病……则炎热炽盛，表里枯涸，其阴气不荣，断不能汗，亦不可汗，宜以辛凉苦寒清泻为妙”。又称：“冬月正伤寒，必用表药发散者，缘寒气固蔽在表不能发越，所以用温散药以汗解之”;“瘟病火郁于内，用风药散之，是犹火得风而愈炽，所以其病益甚，故必养阴御阳之药”。吕氏还强调，伤寒多有阴症，而“瘟病无阴症”。认为“热变为寒，百不一出。此辨瘟病与伤寒六经症治之要诀也。盖伤寒之邪，风寒外感，始中太阳者十八九；瘟病之邪，直行中道，初起阳明者十八九”。他谆谆告诫后学，要悉心体察，以免误治。说：“倘审之不详，而误治之，即成坏病，是医者之咎也。”

　　上述从病因、病机、传变、脉诊和症治等方面，来辨别伤寒与瘟(温)病，使二者之区别已朗若白昼了。

　　二、瘟病以辨证为要，治法宜灵活多变

　　瘟病以辨证为要，治法宜灵活多变，这是吕氏的又一重要思想。为了贯彻“瘟病以辨证为要”的宗旨，吕氏辑《瘟病证状五十条》，详载有“头晕，浑身壮热，内烧作渴，呕哕吐食者；有头眩，胸膈胀闷，不利，不思饮食，遍身壮热者；有浑身壮热饮水无度者……有似野火丹毒者；有似瘾疹风疮者……有血从目出、牙缝出、毛孔出者”等等。岁甲戌(公元1814年)，瘟疫盛行，医药每多乖，“方能事生心，不惮烦琐”，又撰《续增分别瘟病证状八十五条》及《大头六症》两篇，指出：大头瘟“头巅、脑后、项下及耳后赤肿者，此邪毒内蕴，发越于太阳也；鼻额、两目并额上、面部，炊赤而肿者，此邪毒内蕴，发越于阳明也；耳上下前后并头角赤肿者，此邪毒内蕴，发越于少阳也……”虽均从“邪毒内蕴”着眼，但据部位经络以辨析，诚有见地。吕氏曾多次强调“瘟病无阴症”“唯下症最多”，故辑《瘟病诸下症》一篇，列宜下之症凡五十一条。如“黄面、身黄、目暗不明、目赤、目黄、目瞑、目直视、目反折、舌黄苔、舌黑苔、舌白砂苔、舌紫赤色、舌芒刺、舌裂、舌短、舌卷、舌硬、唇燥裂、唇焦色、口臭、鼻孔如烟煤、口燥咽干，气喷如火、扬手掷足、小便极臭、小便赤黑、小便涓滴作痛、潮热、善太息、心下满、心下痛……"以上列症可谓详矣。吕氏为此也感到十分满意，说：“详悉辨明，庶临证无复疑义。”

　　辨症也要有灵活性。仅举一例：吕氏既遵吴又可的“杂气说"，但又不“泥于膜原之说”，认为“若逢初得之，即中阴阳毒，脉浮、肢厥及一切暴症，乃疾雷不及掩耳，必待膜原，然后议下，恐亦不可救药也。且如三消饮中用草果、羌活、葛根等味，温中发表，与阳亢之症颇不相宜”。因此他创制“增损三黄石音汤”“增损普济消毒饮”“增损大柴胡汤”等等，沿用至今，仍为医界所称道。

　　治瘟病亦有常法，即以“逐秽为第一要义”。正如吕氏所说：“瘟病，无论为表、为里，一予清热导滞而已，不宜发表。”特别指出《二分晰义》及《寒瘟条辨》俱云：“凡瘟病一切解肌发汗、温中散寒之药切戒无用。”所戒之药有麻黄、羌活、独活、葛根、苍术、细辛、香附、艾叶、苍耳、乌头、桂枝、牙皂、巴豆、川椒、乌梅、胡椒、故纸、茴香、肉桂、附子、干姜、豆蔻、益智等味。故对“发热、头痛、身痛、目痛、潮热、舌黄、胸腹满痛……”等三十症(“瘟病阳症”)，咸投“升降散”(天虫、蝉蜕、大黄、姜黄);所有“瘟病五十症”之“单见”或“兼见”者，统以“升降散主之”。吕氏从长期实践中体会到杨氏“升降散”应是治疗“瘟病”之“专方”，“升降散、清化汤、芳香饮、大小清凉散……之类，而升降散其总司也”，“轻重皆可酌用，察症切脉，斟酌得宜”，用之无不百发百中。

　　同时，吕氏又指出“病之变化，治病之随机应变，神明则存乎其人尔”。即是说，治法宜随症之变化而灵活多样。他虽多次强调“瘟病无阴症”，用以“养阴御阳”之药，但又肯定瘟病亦有异常之变，需用以异常之药。为此特撰《四损不可正治辨》，认为“凡大劳人欲，及大病久病，或老人枯槁，气血两虚，阴阳并竭，名曰四损”。“凡此等不可以常法正治之”。故“瘟病末后，用参、附等药而愈者”间有之。基此，吕氏在《瘟病正治方》中列升降散、芳香饮、大清凉汤等21方，并有《瘟病杂症诸方》载犀角大青汤、犀角地黄汤、玉枢丹、当归导滞汤等21方，更有“备用诸方”如增损抵当汤、人参三白汤、三甲汤、五福饮等30方，以便随症选择。

　　吕氏书中亦有不足之处，如否认“伏气”之存在和对王叔和的批评欠妥等。

1.《瘟疫条辨摘要》刊于清嘉庆十六年(公元1811年)，即《伤寒瘟疫条辨》摘要本。

　　2.《瘟病大成》点校以咸丰九年(公元1859年)刻本为底本《瘟疫条辨摘要》全文收录，现代版由曹洪欣主编。王致谱为分册主编。

河南古代医家经验辑/许二平，许国防，马鸿翔主编.一太原: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，2016.7(2021.8重印)ISBN978-7-5377-5316-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