吴有性(1587~1657，一说为1561~1661年)字又可，号澹斋，是明末姑苏(今江苏吴县)人，居太湖洞庭山。明代中医名家尤擅长温病。他生活于明末崇祯年间，当时战祸不断，民不聊生，温疫频发，当时的医者“以今病简古书”，多以治伤寒之法治之，导致死于温疫的百姓不计其数，有因失治不及期而死者，有妄用峻补、攻补失序而死者。有医家见不到，急病用缓药、迁延而死者，“比比皆是”，使吴有性痛心疾首，他尖锐地批判了时医的不知变通，他对温疫“静心穷理，格其所感之气，所入之门，所受之处，及其传变之体，平日所用历险方法”，重自身推究其病源，察其传变。在总结前人论述的基础上，勇于创新，不拘于古人。在温疫病的论治方面自成一家。

吴有性著成《温疫论》2卷、《补遗》1卷(1642年)，这两本书是关于传染病学专业论著。他最早创立了温疫字说，对疫病的传染源，传播途径、暴发原因以及治疗法都做了系统的论述，奠定的温病学说形成的基础。

　　提出温疫病为传染性疾病。他认为“夫瘟疫之为病，非风非寒，非暑非湿，乃天也间别有一种异所格     指出温疫及是“异气”即他所称的“戾气”所传染引发，并指出其为“夫物者气之化也，气者物之变也”，“气即是物，物即是气”。同时指出“此气无象可见，况无声且无臭，何能得睹得闻”，这种物质并不易为人所见所闻，与明代以前的医家所主张的“疫病之由”是“非其时而有其气”相背，不再拘于时气说、伏气说、瘴气说以及百病皆于生六气的论点。他认为，这种病因较六淫更加重要，他认为戾气“为病种种，难以枚举。大约偏于一方，沿门阖户，众人相同，此时行疫气，即杂气所钟。为病种种，是知气之不一也”。且“六气有限，现在可测，杂气无穷，茫然不可测，专务六气，不厌杂气，岂能包括天下之病欤”，将温疫的病因详细地介绍出来，这在当时具有突破性的意义。并指出了病原体的特异性和来源，他也指出“偏中于动物者，如牛瘟、羊瘟、鸡瘟、鸭瘟，岂当人疫而已哉?然牛病而羊不病，鸡病而鸭不病，人病而禽兽不病。究其所伤不同，固其气各异也”。非常难得的是他还对外科传染性疾病的病因也做出了归纳：“疗疮、发背、痈疽、流注、流火……实非火也亦杂气之所为耳。”这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。

　　对温疫病的传染途径、发生规律都有明确的认识。他指出：“邪之着人，有自天受之，有传染受之。所感虽殊，其病则一。”环境或与人接触都可以导致感染戾气，且“此气之来，无论老少强弱，触之者即病邪自口鼻而入。”但是戾气的浓度、受体质的不同都会对发病时间、程度有明显的影响。“其感之深者，中而即发，感之浅者，邪不胜正，未能顿发”;“本气充满，邪不易入，本气适逢亏欠，呼吸之间，外邪因而乘之”，“或遇饥饱劳碌，忧思气怒，正气被伤，邪气始得张溢”。并指出戾气致病具有明显的传染性、流行性和散发性，即“其年气来之厉，不论强弱，正气稍衰者，触之即病”。提出“邪伏膜原”之说。吴有性认为入侵人体的戾气主要是潜伏在膜原而发病，提出“邪伏膜原”之说，“膜原”所在为“内不在脏腑，外不在经络，舍于伏膂之间，去表不远，附近于胃，乃表里三分界，是为半表半里”，是他依据温疫初期的症候群，用以说明其病变部位的一种方法，即在半表半里的分界之处。并据些创制达原饮、三消饮方剂等治疗疫病的方剂。他在温疫的治疗上，主张“客邪贵乎早逐”的基本原则，主张“急证急攻”、“勿拘于下不厌迟”之说。在对传染病的治疗上，强调了原因疗法，他说：“今时疫首尾，一于为热，独不言清热者，是知因邪而发热，但能治其邪不治其热而热自已。夫邪之于热，犹形影相依，形亡而影未有独存者。

　　吴氏对传染病的治疗提出了“客邪贵乎早逐”的基本原则，主张“急证急攻”、“勿拘于下不厌迟”之说，力主早用攻下之法驱邪。这种有邪必逐、除寇务尽的观点很符合急性传染病的治疗原则。同时，吴氏还认为人侵人体的杂气主要是潜伏在膜原而发病，提出“邪伏膜原”之说，“膜原”所在为“内部在脏腑，外不在经络，舍于伏膂之间，去表不远，附近于胃，乃表里三分界是为半表半里”，此乃吴氏依据温疫初期的症候群，用以说明其病变部位的一种方法即在半表半里的分界之处。此说成为他创制达原饮、三消饮方剂治疗疫病的理论依据。

综上，吴有性是医学传染病学说的创立者，他丰富了温病学说的内容，极大地促进了温病学说的发展和系统化，对各世医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

名方名医/黄胜主编，——乌鲁木齐：新疆人民出版社，2014.9 ISBN 978-7-5372-5769-5